『三农家园』暨『政治社会学』BLOG

天柱一峰擎日月，洞门千仞锁云雷——白居易

陈独秀：把民主主义看作资产阶级专利品太浅薄

2008年11月26日 09:55中国新闻网

文/韩俊

过去30年的农村改革取得了极大成功，农村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巨变。但也必须看到，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社会结构加快转型、利益格局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农村改革发展在不少深层次矛盾尚待解决的背景下，又面临着一系列必须引起人们高度重视的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
农村发展面临四大深层矛盾
深层矛盾一：农业发展方式依然粗放，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供求平衡压力增大。
农业资源与环境约束增强。近10年我国耕地面积减少1.25亿亩，人均耕地面积仅有1.38亩，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人均淡水资源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耕地减少、水资源匮乏的趋势难以逆转。
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农业物质技术装备相对落后。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
农业物质投入成本和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农民种粮比较收益明显下降，远低于种植经济作物和外出打工的收益。
农业生态环境脆弱，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突出。
随着我国农业与国际市场联系的日趋加深，农业面对的国际竞争压力全面加大。国际价格传导机制的作用明显增强，国内市场价格受到冲击的压力日益加大。
深层矛盾二：农村经济体制尚不完善，协调工农、城乡利益关系任重道远。
农民进入市场组织化程度低。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有15万多个，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农户成员占全国农户总数的13.8%。迄今为止，真正代表农民利益的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发挥的作用还不够，普遍存在规模不大、管理制度不健全、改组解体过于频繁等问题。
农民土地权益缺乏有效保障。侵犯农民土地权益的现象还大量存在。根据对全国2749个村庄的调查表明，村民反映最集中的问题是土地问题，因承包地流转问引发的占26%，因土地征收、征用问题的占40%，合计为66%。在现行征地制度下，土地收益分配明显是向城市、向非农部门倾斜，农民得到的太少。对分布在四个省市1000多个被征地农户的调查显示，征地补偿费一般只够维持被征地农民6～7年的基本生活。
农业支持和保护水平低，与财力增长状况不相匹配。统计数据显示，财政支农资金占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六五”时期为8.69%，“七五”时期为9.38%，“八五”为9.75%，“九五”为9.29%，“十五”期间约为7.4%，2006年为7.85%，总体上处于波动和下降状态。
从最近几年财政支农资金的支出结构来看，对农田水利的投入总体呈下滑趋势，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对农业科研和科技推广服务的投入很低，农业科技支撑不足，农业科技成果到户困难；动植物防疫体系不健全，基层防疫力量相当薄弱，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还处于探索阶段。
财政支农资金呈现被层层分割，“天女散花”局面，资金使用分散现象比较严重，直接影响了投入效率。
农村金融改革明显滞后。农村金融体系不完善。表现为农业银行作为农村金融体系中的骨干和支柱，在为农服务方面发挥的作用不够；农业发展银行功能单一，农村政策金融功能不健全，农业中长期政策性信贷投入严重不足；农村信用社发展不平衡，法人治理有效性不足、内部控制和风险防控能力薄弱等问题仍然突出，一些信用社脱农倾向明显；邮政储蓄功能单一，吸收的存款极少用于支持农村等。
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不适合农村特点。现有的各类小额信贷机构资金来源有限，可持续性差；大量缺乏抵押品又难以找到担保方的小型、微型企业和农户的资金需求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公共财政覆盖农村范围有限。农村行路难、饮水不安全、供水难、环境污染难治理等问题仍然突出。城乡教育资源差距大，基本医疗服务城乡差距过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最低生活保障以及失地农民社保、农民工社保等社会保障体系还很不健全。
城乡劳动者平等的就业制度尚未形成。城乡劳动者同工不同酬，农民工工资长期偏低。农民工超时间劳动比较普遍，户籍制度成为农民工谋求机会公平、待遇平等、权益保障和融入城市社会的最大障碍。
深层矛盾三：农民持续增收困难，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前景堪忧。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不仅成为“三农”问题的主要症结，而且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制约，到202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要实现比2008年翻一番的目标，今后12年年均增长速度必须保持在5.95%以上。从过去30年农民收入增长的经验看，这是一个需要付出较大努力才能实现的目标。如果今后国民经济出现较大波动，农民增收出现徘徊甚至滑坡，农民人均纯收入翻一番的目标就有可能落空。
深层矛盾四：农村社会不平等程度加深，兼顾各方利益和搞好社会管理难度加大。
农民利益诉求表达渠道不畅。农民缺乏自己的利益代表人，利益表达渠道不畅。
农村社会组织发育和作用发挥不足。农村社会组织力量过于弱小，社会参与力弱，发挥作用的制度空间狭小。
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的方向
强化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
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现有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夯实了党的农村土地承包政策的基础。有利于减少现行农村土地产权关系中内含的不确定性，使农民形成长期的预期。
规范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政策与过去一脉相承，明确提出，允许农民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并限定了“三个不得”：即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必须防止采用行政命令去推进土地流转，积极培育土地流转中介服务组织，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
推进农业经营体制创新，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
我国两亿多农户的分散经营方式，导致农民难以保护自身利益，农产品生产与市场需求难以有效衔接，农业服务成本难以降低，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难以提高。在稳定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基础上，把家庭分散经营的优势与统一经营和服务的优势结合起来，形成有活力的农村经营体制，这是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需要解决好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统一经营要向发展农户联合与合作，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经营服务体系的方向转变。这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创新意义的论断。
改革征地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首先应严格界定公益性和经营性建设用地。缩小强制性征地的范围。在土地利用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外，经批准占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非公益项目，允许农民依法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开发经营并保证农民合法权益。
其次，合理确定征地补偿标准。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对完善征地补偿机制提出了新的要求，即“依法征收农村集体土地，按照同地同价原则及时足额给农村集体组织和农民合理补偿”。同时，解决好被征地农民就业、住房和社会保障问题。
再次，改革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制度。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资产价值已经显现出来。推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进入市场，与国有建设用地享有平等权益，以公开规范的方式转让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可以防止以权力扭曲集体土地的流转价格，有利于充分挖掘集体建设用地的巨大潜力，有利于形成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土地价格，建立与城镇地价体系相衔接的集体建设用地地价体系，促进土地在竞争性使用中实现更合理的配置。
放松对农村金融的管制，加快建立普惠型农村金融体系。
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明确各类正规涉农金融机构职能，强化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支农责任；放宽农村金融机构准入政策，规范发展多种形式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鼓励发展适合农村特点和需要的小额信贷和微型金融服务。
健全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机制和发展模式，加快建立农业再保险和巨灾风险分散机制。
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
完善对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的财政支持与补贴政策。根据我国加入WTO所作的承诺，目前我国加大对农业支持力度尚有很大空间。对农业实施大规模、广覆盖的支持和保护政策在我国还是刚刚开始，要大幅度增加各级财政对农业的投入总量，提高财政预算内支出用于农业的比重。
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从改革开放30年来的情况看，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能够缩小的时期，都是农产品价格上涨幅度较大的时期。这表明，使农产品价格保持在合理的水平上，对实现今后农民增收的政策目标至关重要。
加快建立城乡统一公共服务制度。
要逐步改变城乡分治的制度安排状况，形成城乡统一的制度框架，促进公共财政资源在城乡均衡配置，为城乡居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提供制度保障。
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消除影响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障碍，完善城乡统一、平等竞争的劳动力市场。
抓住工资和劳动保护等突出问题，促进企业改善生产条件确保农民工生产安全，享受工伤及职业病的待遇。
保障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在城市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积极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尽快提高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对农民工的覆盖程度。
推进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改革。
更新农村治理理念，转换社会治理方式。
在农村工作中，政府规划一切、管理一切的方法已经行不通了，应建立政府与乡村社会的新型关系，改变政府对于乡村社会的行政性管理和控制，让乡村内部的自主性力量在公共服务供给、社会秩序维系、冲突矛盾化解等多种领域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

瞭望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董瑞丰

2009年将是我国经济发展遇到严峻挑战的一年。自美国爆发的金融海啸逐次冲击到实体经济，对我国经济的影响继续扩散。预计2009年上半年，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对我国经济的负面效应将继续蔓延，其影响有可能从经济面扩展到社会面。
《瞭望》新闻周刊从有关部门获悉，自2008年下半年以来，在经济困难加剧、社会保障问题严重的情况下，企业裁员破产、劳资争等矛盾纠纷显著增加，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呈上升之势。同时，经济压力影响社会各群体心态。尤其社会困难群体在生存压力下，所累积的不满情绪容易借“非直接利益相关事件”，引发群体性冲突。
有关人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经济的基本面是好的，困难是暂时的。各级党政干部应提高敏感度和预见性，畅通利益诉求渠道，多帮助困难群众解决实际问题；以科学发展观为标准深化改革，加大利益调整力度，就一定能化危机为转机，为社会和谐、经济长远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国际国内各种复杂因素交织
展望新的一年，国际金融危机和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和造成的损失将加大，并引致一系列不利因素“碰头”，给我国社会和谐稳定带来新的压力。
《瞭望》新闻周刊在此前调研时发现，不少出口企业连续大半年订单大幅减少，并面临着原材料高价买进、成品低价卖出的压力。一些产业出现销售困难，导致相关产业的连锁效应。外商撤资外逃现象出现，一些企业因资金链断裂减产、停产甚至破产倒闭，一些中小企业主恶意弃厂、逃债情况增多。
同时，企业改制遗留问题逐步暴露。在企业产权制度改革高峰阶段，相当部分国有企业产权出售的条件，就是以受让方承诺支付原企业拖欠的职工工资以及各项社会保险费用。这些企业实际上是在背负大量到期负债的状态下运行，在市场状况良好时，问题被暂时掩盖，一旦企业效益下滑，问题迅速暴露，将会引发大量劳资纠纷。
就业形势也日趋严峻。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2008年第三季度以来，我国出现了近年从未有过的企业用工需求下滑情况，全国企业用工需求下降了5.5%。特别是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陷入困顿，造成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困难，一些劳务输出大省出现大批农民工返乡。
湖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初步统计，2008年上半年湖南出省务工农民工返乡人数同比增长11.45%，约占外出务工总人数的8%。河南省统计局2008年10月底的专项抽查则显示，全省已返乡的劳动力占外出劳动力的16.2%，比上年同期增加12个百分点，因所在企业倒闭、放假、裁员、降薪而返回的占返乡人数的35.7%。
国家统计局调查推算，目前已有近1000万农民工失去就业岗位。而滞留城市的农民工由于生活无着，将会给城市社会管理增加新的难度；农村富余劳动力失去务工机会，将会给农民增收、农村稳定带来新的问题。
同时，2009年，全国城镇新增劳动力规模将进一步扩大，其中仅高校毕业生就有610万，达到近年来的最高值；城镇现有登记失业人员800多万，预计还将增多。
上述短期冲击与我国长期经济结构存在的不利因素相互“碰头”，必然影响到社会心态，有可能给社会稳定带来新的不利因素。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一直存在着产业结构不够合理、城乡区域发展不够平衡、经济发展方式还比较粗放等突出问题。这些体制性、结构性矛盾与当前经济困难加剧的短期问题交织在一起，全球经济增长减速与国内周期性结构调整叠加。据此，权威专家分析，2009年特别是上半年很可能是我国近年来经济发展面临困难最大、挑战最严峻的时期，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必然会折射到社会稳定领域。
社会稳定出现新动向
《瞭望》新闻周刊从有关部门获悉，近期社会稳定形势已经出现一些新情况、新动向，群体性事件在某些领域呈多发态势。
其一，部分地区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因裁员下岗、劳资纠纷等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呈大幅上升之势。最高人民法院统计，全国范围内劳动争议案件2008年前十个月比上年同期上升93.52%。在企业效益普遍下滑，相当一部分中小企业处于停业、半停业的状态下，部分企业减少劳动力、减少报酬以降低开支，劳资矛盾随之引发。
据统计，2008年11月，北京市发生的外地在京农民工群体讨薪事件及参与人数环比分别上升300%和900%，同比分别上升146%和132%。
其二，随着返乡务农农民工增多、部分土地经营权流转，因土地纠纷、征地拆迁、社会基本保障等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增多。
据最高人民法院通报，弃地打工的农民纷纷回乡承包土地，一些自行流转承包地的农户主张收回土地、提高转包费或要求经济补偿，在二轮土地承包中未能分得土地和被强行收回土地的农民也急于要地，甚至强占、强种土地，加之有些农村基层组织存在土地发包、流转不规范，管理不严，应对能力不强等问题，造成当前农村土地资源纠纷在数量和类型上都逐渐增多，且涉及面广、处理难度大。
同时，许多农村都有相当比例的举家外出务工人员，这些人一旦因失业返乡，吃、住、医疗、子女上学等问题都无法自我解决，当地农村社会事业不堪其负，导致出现不稳定因素。
其三，近期个别城市出租车“罢运事件”在一些地方引起连锁反应。此类事件具有明显的行业特点，政策性强、敏感性高，从酝酿到采取行动时间短，往往会从一个城市迅速扩散到其他城市，从一个领域迅速蔓延到另一个领域。
其四，企业经营困难、资金周转阻滞，导致民间借贷纠纷增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涉众型经济犯罪更加突出。这类非法集资案件往往涉及人数众多、集资金额特别巨大，卷入其中的包括失地农民、下岗者、生活困难者，等等，如果处理不慎，将给社会稳定带来冲击。
其五，随着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利益诉求日益多样，群众心理和社会心态日益复杂，给社会稳定带来新的变数。有关专家指出，严峻的经济形势对我国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多层次的，但受影响最大、最直接的还是那些下岗失业人员、失去工作岗位的农民工、已毕业未找到工作岗位的大学生等群体。这部分群体对经济下行、生活水平下降的承受能力最为敏感脆弱，容易产生消极、失望等不满情绪，一旦受到特定情境、特殊事件的刺激，就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
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
据分析，当前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既有一般性问题，也有特殊性问题；既有经济领域问题，也有社会领域问题；既有历史累积的问题，也有现实中新产生的问题；既有国内因素，也有国际影响。这些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如果应对不当，很容易产生“共振”效应，进一步增加了社会稳定形势的复杂性，加大了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的难度。
对此，主管部门指出，维护社会稳定的原则，是防止矛盾由小变大、蔓延升级，防止各类矛盾相互叠加、汇聚激化，防止个别问题转换为共性问题、经济问题转化为政治问题、局部问题转化为全局性问题。
基于此，有关专家建议，首先应坚持预防为主、调解为先，深入开展经常性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把问题解决在当地，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把工作着力点更多地放在准确掌握社情民意上，密切关注企业破产倒闭、职工下岗失业、群众生活困难等方面出现的新情况，密切关注农民工返乡在生产、生活中遇到的新问题，密切关注各地在贯彻落实中央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政策过程中伴生的新矛盾，及时了解掌握群众的意见、诉求，推动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其次，处理群体性事件，应切实做到早发现、快化解、妥处置、防蔓延。具体的原则，一是既要防止反应过度，又要避免行动迟缓，造成事态扩大、升级。二是领导干部亲临现场，牢牢把握第一时间控制局势的最佳处置时机，寻求最佳处置方式，追求最佳处置效果。三是加强和改进舆论引导。在第一时间发布相关信息，公开说明事件真相，有的放矢地加强对社会舆情的引导，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第三，提高政策预见性，主动协调各方利益。在制定各项政策时，充分考虑社会效果，准确把握社会心理和群众情绪，认真分析具体情况，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让群众通过政策的执行，感受到党政机关的关爱、温暖。
“把可能遇到的风险挑战考虑得更严重一些，把应对措施准备得更充分一些，带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去谋划维稳工作，带着强烈的紧迫感去部署推进维稳工作，就一定能遏制重大群体性事件多发之势。”有关权威人士这样强调道。□

来源：《瞭望》

　　据报道，2009年1月1日起，中国有一批新法开始施行。它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取得国家法律职业资格的台湾居民大陆从事律师职业管理办法》、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以及《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政府信息公开办法》。

　　同时，财政部等五部门日前公布了取消公路养路费等6项收费政策的细则，明确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取消公路养路费等6项收费，并就养路费等收费清退、包含养路费等费用的出租汽车司机“份钱”问题以及如何取消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费等问题做出具体部署。

　　6法施行，6费取消。12个动作，既不惊天动地，也不万众瞩目，倒真有点像杜工部笔下的细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些迹象表明，经过30年时而犹豫彷徨，时而风驰电掣，中国改革，至少是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的列车，已经进入平稳持续的精细化轨道。 
 

　　一、从突破到罅漏

　　如果把开始于1978年的中国改革的初始阶段，比作一个人涉水过河的话，那么，30年后的中国改革就如同是一条船在海上航行。

　　又要过河，又不知道水的深浅怎么办？中国民间，特别是四川民间的智慧是，摸着石头过河。虽然人人都知道，这个对中国早期改革最经典的描述来自邓小平，但在3卷本的《邓小平文选》里，甚至在《邓小平思想年谱》里都找不到这6个字。把邓小平和这6个字联系起来的权威性文献之一，是广东省前省长梁灵光的回忆，他说自己1980年去广东工作之前，邓小平找他谈话，邓说，特区不是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几个地方，而是广东、福建两个省；办特区我们没经验，你们要摸着石头过河；中央也没钱，你们要自己杀出一条血路来。

　　在梁灵光转述的语境里，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论，至少有三重含义：一是要敢于过河(目标是从计划经济和封闭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和开放经济)；二是要大胆探路；三是要知道深浅。这是中国式的务实主义和经验主义哲学，表现在社会行动上，则是渐进主义和试错主义。既要大胆尝试，又不能盲目冒进，就是这个哲学的精髓。不大胆尝试，就寸步难行；如果盲目冒进，就可能掉进深水里淹死。这就是说，中国的初期改革，至少有两个特征，一是粗放性，估摸着，或比画着去干；二是突破性，打破旧的，创造新的。

　　最能体现这两个特征的改革，就是开始于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的单干。当18个农民在分田单干秘密契约上按下指印时，他们并没有考虑任何单干的细节，也不会去想要遵循什么样的规则分田，更不会去想他们单干的土地和他们自己是什么关系。他们当时想得最多的，是他们自己将要冒什么风险，是绑在一起看着土地饿死，还是分开单干被整死。但他们自己不知道的是，他们在秘密协议上按手印的手指，在旧体制的万丈堤坝上捅了一个洞，最终让它一溃千里。

　　因此，可以说，中国早期的粗放改革，主要是给旧体制“捅娄子”，后继的精细化改革，则主要是给新体制补漏洞。从破坏旧的，到完善新的，这也是一个渐进过程，这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演化可以看出端倪。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锋芒指向旧体制，首先推动了农村土地经营制度的变革，十七届三中全会则试图完善从那时以来逐步建立起来的农村经营制度。决策者知道，作为新的农村经营体制，最大的漏洞在土地制度上，这次在盘活土地经营权，明确宅基地归属权上进行了局部完善，当然，完善涉及各种利益的权衡，所以不可能一步到位。

　　人生来就是追求美好生活的。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永远是一个从此岸到彼岸的航行，而体制就是航行的工具。中国的旧体制不是这样的工具，所以要抛弃它，让自己的手和脚成为过河的工具，摸着石头过河，用手去摸，用脚去蹚。河流奔向海洋，生活也是。生活一旦像海那样壮阔，手和脚就不够用。手脚可以过河，但不能航海，要航海，我们还是需要航船——好的经济与政治制度。英国当代保守主义哲学家米歇尔·奥克肖特或许会同意我这个比喻，因为在他看来，政治活动有如航行——

　　“在政治活动中，人们在无边无际、深不可测的海洋上航行。既无避风港，也找不到可供抛锚的海床；既无起点，也无规定的目的地，唯一的事情就是永远在海上漂浮；这片海洋既是敌人，又是朋友。船员们为了化险为夷，要利用传统行为方式的资源。”

　　抛开他强烈的反理性主义情绪不说，我同意他的保守主义立场。政治活动是航行，那我们初步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制度就是我们共同乘坐的航船。要经受全球金融危机的风浪考验，安全的选择是：弥补好船上的漏洞，维护好动力系统，而不是打碎或抛弃这艘船。

　　二、从斗法到立法

　　进入新世纪以来，可以观察到两个改革现象：一是省部级以上的高级官员，因腐败而下台或绳之以法的常有，因热衷或抗拒改革而下台的几乎没有；二是中央或地方党的机关下发的改革文件数量减少，中央和地方的立法机关或政府机关颁布的改革性法律或法规数量增加。中国改革缓慢进入规则化、程序化、正常化过程。

　　毋庸讳言，中国改革是从斗法开始的。所谓“斗法”，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无规则博弈，是利益较量和观念格斗，表现在同级官僚之间，高级的是政治斗争，低级的是玩弄权术，你出左拳，我出右掌；表现在上下级之间，或官方与民间之间，就是你有政策，我有对策。

　　在改革中出现斗法现象容易理解。改革不可能不涉及利益和观念冲突，在冲突出现的时候，假如不能协商与妥协，就会斗法，能够协商与妥协，就会进入立法；假如不能有规则有程序地解决这些冲突，就会斗法，如果能，就会进入立法；在冲突双方或多方之间，不能寻找到观念上的最低共识，或利益上的最低共赢，就会斗法，如果能，就会进入立法。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取得国家法律职业资格的台湾居民在大陆从事律师职业管理办法》，它表明两岸之间正在从斗法走向立法，从陈水扁时代的不调和冲突，走向马英九时代有分歧的共识，和有冲突的双赢。

　　斗法式改革和立法式改革的主要区别，一是前者是人格化改革，对人不对事，所以是情绪化的，后者是非人格化改革，对事不对人，所以是理性化的；二是改革者在斗法式改革里是冲突的一方，难以撇清谋私嫌疑，在立法式改革中，改革者扮演立法者或司法者角色，是规则的制订者和仲裁者。

　　斗法式的改革如同拉锯，容易反复，你拉过来，我拉过去，除了锯断改革进程以外，不会形成改革成果，改革不断回到起点，然后重新开始，锯还在拉，但拉锯的人不断更换。上世纪80年代初被更换掉的拉锯人还真不少，最著名的要算广东省委原书记任仲夷，和福建省委原书记项南了。

　　立法式的改革如同园艺，一个花盆，或一块园地，就是最低共识和最低共赢，共识点或共赢点一旦调整，就应该对原来的布局、花卉品种进行修订，对枝叶进行修剪。没有一劳永逸的园艺，也不会有一劳永逸的法律。园艺越修剪越精美，法律越修订越完备。这次公布施行的6部法律，其中就有4部是修订后的，这次修订肯定也不是最后的。

　　最后想说的是，斗法式的改革之所以能转变为立法式的改革，一方面是因为市场经济制度框架基本落成，经济改革进入细节性完善，如同建筑，由主体工程进入内部装修工程，分歧的范围缩小，程度下降；另一方面更重要，中国共产党在30年的改革中慢慢学会把党的意志转变为国家意志，稍有点国家哲学知识的人都知道，国家意志就是法律意志，它比任何党派意志都更具有普遍性、中立性和耐久性。

　　三、从攻坚到身边

　　亲身经历过30年改革历程的人都应该记得，中国改革打过不止一次“攻坚战”，轰轰烈烈的有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价格改革“攻坚战”，90年代中期的国企改革“攻坚战”，还有些其他名目的攻坚战不胜枚举。

　　并不是每次攻坚战都赢得欢呼，或马到成功。80年代中期的价格改革攻坚战，就因为引发了全国性的提款和抢购风潮而被迫延缓。这有操作上的问题，也有改革时机问题，但更深刻的原因还是改革内容与群众利益的耦合问题。不是每项改革都是保证中奖的老虎机，投一枚筹码进去，马上像呕吐的醉汉一样，狂吐金币。改革有点像投资，其收益有长期、中期和短期之分。越是重大，越是根本，越是体制性的改革，其收益期越长，越难给群众带来立竿见影的利益，甚至还会带来暂时性的损害，价格改革就是这样的改革。广东省的价格改革走在全国前面，当时广州和深圳的物价飞涨，老百姓怨声载道。几年后，广州的物价比全国任何地方都便宜。幸运的是，中国改革的领导者，并不都是只想讨好，不敢犯难的政治家，所以，中国才有今天的局面。

　　不过，改革也绝不能漠视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当前利益。恰恰相反，中国经济改革之所以能成功，就是因为它一开始就从解决中国最底层的农民温饱问题开始。这就是说，中国改革一开始，就是农民身边的改革。但是，群众身边的改革也有两种，一种是事务性的，另一种是功能性的。顾名思义，事务性改革，就是就事论事的改革，比如这一次国务院关于成品油税费改革，取消6费(公路养路费、航道养护费、公路运输管理费、公路客货运附加费、水路运输管理费、水运客货运附加费)，就是事务性改革。这种改革是改革精细化的结果，不是改革深化的前奏。

　　然而，当年农民家庭承包的改革则是功能性的。所谓功能性改革，就是有“溢出”效应的改革，此项改革给群众带来利益后，会连带出下一个更深入的改革，农村承包逐步连带出工业企业经营体制改革，以及土地经营制度改革。有趣的是，同样一项群众身边的改革，既可以是事务性的，也可以是功能性的。拿成品油税费改革来说，对于经济体制来说，是事务性的，但对于政治体制来说，则可能是功能性的。它的功能性在于，国家鼓励解决不合理收费问题，既然如此，此类问题怎样才能被及时发现并及时解决？这显然不是经济体制问题，而是政治体制问题了。

　　这样看来，一种体制改革进入精细化过程，则有可能推动另一种体制进入深化改革。

　　(作者吴稼祥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部高级研究员)

　　来源：中国青年报

　　——城市低保制度稳健运行。2008年，民政部先后两次会同财政部下发提高低保标准和补助水平的通知，督导各地根据经济发展和物价涨幅不断提高救助水平。截至去年11月底，全国城市低保对象1092.7万户、2282万人，全国平均城市低保标准208元，低保对象月人均补助134元，进一步巩固了应保尽保成果，初步形成了低保标准与补助水平的动态调整机制。

　　——农村低保制度快速推进。2008年，农村低保制度全面推行，重点将因病、因残、年老体弱、丧失劳动能力和生存条件恶劣的常年贫困人口纳入低保范围。截至去年11月底，全国农村低保对象3957万人,正向应保尽保目标迈进。目前，全国平均低保标准为每人每年978元，月人均实际补助为44元，救助水平明显提高。

　　——农村五保供养制度逐步落实。2008年，各地逐步将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全部纳入供养范围。去年11月底，全国农村五保供养对象为531.7万人，初步实现应保尽保。同时，各地根据当地实际调整公布供养标准，落实供养资金，供养水平不断提高。目前，集中供养水平为每人每年1968元，分散供养水平为每人每年1518元。有11个省份给五保对象发放了临时物价补贴。同时，各地加快推进农村五保供养服务设施建设。目前，全国五保集中供养人数已达144万人，集中供养率提高到27%。

　　——城乡医疗救助制度全面实施。2008年，城市医疗救助制度从试点探索进入全面实施，农村医疗救助制度进一步规范完善，覆盖全国城乡的医疗救助制度全面建立，直接施救和资助参保（合）相结合的救助模式基本确定。2008年，中央财政安排城乡医疗救助补助资金50.4亿元，地方财政投入42.5亿元，人均筹资水平已达120元/人。随着资金投入的增加，救助效果日渐显现。（记者潘跃）

来源：人民日报

    会议指出，高校毕业生是我国宝贵的人力资源。面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蔓延、我国就业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必须把高校毕业生就业摆在就业工作的首位。

    会议研究确定了加强高校毕业就业工作的7项措施。（一）鼓励和引导毕业生到城乡基层就业。要大力开发基层管理和服务岗位，对到农村基层和城市社区工作的毕业生，给予薪酬或生活补贴，并按规定参加社会保险；对到中西部和艰苦边远地区县以下农村基层就业，并履行一定服务期限的毕业生，实施相应学费和助学贷款代偿；对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的高校毕业生实行学费补偿和助学贷款代偿。扩大中央有关部门实施的面向基层就业项目规模。（二）鼓励毕业生到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就业。对企业招用非本地户籍普通高校专科以上毕业生，直辖市以外的各地城市要取消落户限制。企业吸纳登记失业高校毕业生，可享受相关就业扶持政策。（三）鼓励骨干企业和科研项目吸纳和稳定高校毕业生就业。鼓励国有大中型企业特别是创新型企业更多吸纳高校毕业生，支持困难企业保留大学生技术骨干。承担国家和地方重大科研项目的单位要积极聘用优秀毕业生，高校的科研专项可吸收毕业生参与研究，其劳务性费用和有关社会保险费从项目经费中列支。（四）鼓励和支持毕业生自主创业。高校要积极开展创业教育和实践活动，建设完善一批大学生创业园和创业孵化基地，为高校毕业生创业提供“一条龙”服务。对高校毕业生从事个体经营符合条件的，免收行政事业性收费，落实税收优惠、小额担保贷款及贴息等扶持政策。（五）强化毕业生就业服务。高校及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采取多种方式为毕业生提供免费就业信息和各类就业服务。（六）提升毕业生就业能力。所有高校都要确保毕业生在离校前都能参加学习实践活动。完善离校未就业毕业生见习制度，从2009年起，用三年时间组织100万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开展见习。在高等职业院校实施毕业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双证书”制度。（七）建立和完善困难毕业生援助制度。积极为离校后未就业回原籍的高校毕业生提供就业服务，将登记失业的高校毕业生纳入当地失业人员扶持政策体系，对就业困难和困难家庭毕业生给予重点帮扶。

    会议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组织领导，强化协调配合，共同推动工作。要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就业观和成才观。要深化高等教育改革，调整人才培养结构，改进教学方法和课程设置，切实解决学科专业结构设置与就业市场需求脱节的问题，着力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提高毕业生就业能力，使高等教育进一步适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http://www.gov.cn/ldhd/2009-01/07/content_1198572.htm

　　为鼓励干部大胆创新和探索，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重庆市人大立法，设立“容错机制”，允许干部犯错。

　　刚刚在元旦正式实施的《重庆市促进开放条例》中规定，官员的“开放工作”如果效果不好，或者造成损失，只要程序符合规定，未谋私利，可以减轻或免除有关人员的责任。

　　《条例》还规定，政府对于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政策未规定的事项，可以在职权范围内先行尝试。政府还可对行政管理、公共服务、市场监管、土地流转、财政金融和社会管理等事项进行更多的改革实验。

　　以立法的形式来促进开放、允许干部犯错，重庆市是中国省市一级政府中的先行者。《重庆市促进开放条例》是2008重庆市在全市展开“解放思想、扩大开放”活动后的成果。

　　重庆市人大财经委主任委员王国富说，进一步扩大开放必然要求改革创新，不断完善经济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建立与国际惯例相协调、符合重庆开放实际的运行机制。

　　他说：“要开放就必然涉及创新，但‘大胆地吃螃蟹’就有可能犯错，为免除创新者的后顾之忧，保护开放工作的积极性，鼓励大胆探索，重庆在立法促开放时特别设置了容错机制。”

　　媒体评论认为，在建立容错机制的基础上，还应以法律的形式建立公开透明的决策、执行和评价机制。

重庆大学教授：

如何“纠错”更重要重庆大学政治学教授曾国平昨天接受本报采访时强调，仅允许“试错”还不够，更重要的是如何“纠错”。

　　他说，重庆市立法允许干部犯错，这是从制度上保护干部的一种体现。“我们现在说科学发展，那么什么是科学发展？如何实践？这些都没有答案，需要干部‘摸着石头过河’，在探索过程中，犯错是不可避免的。”

　　他认为，这个“条例”的实施，可以让干部真正解放思想，没有后顾之忧，大胆去探索。“实践中犯错不要紧，关键是如何纠正错误，保证今后不犯同样的错误。”

　　他以日本一些企业在新员工入厂后，允许他们三个月内犯三个小错误为例，说明这种“容错机制”是国际通行的。

　　当地媒体的评论认为，为了保证开放创新的“领头羊”不致成为“替罪羊”，激励政府官员“大胆地闯，大胆地试”，通过容错机制来保障“创新者无罪”，无疑是立法的进步，极具现实针对性。

　　评论说：“保证决策正确，就要建立民主机制，使得决策过程开放、透明，让更多人出谋划策，保证决策的周全性。在一些法治国家，决策的‘少出错’是通过辩论实现的；而在我国的现实条件下，把有关改革方案和创新立项公布于众，让公众知情、参与、监督、献计献策，通过严格的专家论证、公众听证会、人大认真审议，能尽量避免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

　　评论指出，实施“容错机制”要避免将其演变成个别人独断专行、谋求私利的“挡箭牌”。

来源：早报网（http://www.zaobao.com/zg/zg090105_504_1.shtml）